“新世纪之风——中日两国侦探小说探讨会”不久前在丝路名城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东邻日本的作家、学者就中国侦探小说的未来发展，以及加强中日侦探作家的交流和联系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中国古代辉煌的公案小说和戏曲曾经对日本文学有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日本推理小说也给中国现代文学以积极的影响。面临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将读者喜闻乐见的侦破推理故事中的益智陶性，与现代化需要发扬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侦探小说，是此次会议研讨的中心议题。1998年首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举办之后，我国的侦探作品及进展状况已经开始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如何将我国优秀作品推向国际图书市场，也是此次会议令人关注的话题。
如果说哪一种文学样式与科学结合的最为紧密，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说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之父”爱伦·坡，就被评论界公推为第一个“试图把科学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人。侦探小说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诞生，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确立，而另一方面则完全有赖于科学的巨大进步。正如赫胥黎所言：那个时代“全部思想都充满着科学。人类曾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思想变革在科学的推动下完成了。”科学知识被更广泛、更直接地运用到各类案件的侦破之中，文学与科学的奇妙化合，终于孕育出了小说艺术的一朵奇葩——侦探小说。一位日本学者对侦探小说的定义堪称经典，她认为侦探小说“描写的是如何发现真正的犯人，这是犯人和侦探的智力竞赛。”如果这种智力竞赛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然会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科学精神，即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采用科学发展的成果来侦破形形色色的案件。在爱伦·坡、柯南道尔、克里斯蒂的笔下，杜宾、福尔摩斯、波洛等家喻户晓的神探，无不是能够出色地运用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破解谜案的人类智慧的化身。科学精神不仅是侦探小说重要的思想价值，更是侦探小说的魅力所在。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侦探小说与源远流长的古代公案文学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而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其从公案文学“怪力乱神”与“忠臣义仆”的窠臼中脱胎换骨的真正动力。著名学者范伯群先生在论及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时说道：“它不仅动之读者的‘情’，而且还诉诸读者的‘智’。它需要读者伴随作品情节的开展，进行一种理智的活动。即在作品提出的种种疑窦面前，运用科学的方法，与作者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霍桑简直就是中国版的福尔摩斯，相对于“孜孜不倦地老是在研究一些科学，对‘科学’有着强烈的爱好”的福尔摩斯，霍桑则是“不拘新旧，……哲学、心理、化学、物理等等，都是他专心学习的。”
1949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基本上是以“十七年”期间的“反特防奸小说”和新时期的“公安侦破小说”面貌出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多年来，尽管《双铃马蹄表》、《一件积案》、《傍晚敲门的女人》等一些作品在特定的时期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却始终没有创造出一位可以同福尔摩斯或霍桑比肩的妇孺皆知的神探形象。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对科学精神的忽视与误解，使侦探小说不能充分展现“智”的魅力，由此造成的作品对侦探小说本性的悖离，则肯定是重要的因素。
特殊的题材领域和传统的文艺观念，使作家习惯于将侦探小说视为道德说教和法制宣传的最佳工具。过于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导致了创作者对阶级分析方法和群众路线的迷信，“智力竞赛”中所蕴涵的人类智慧光芒在善恶冲突和美丑对立中被淡化。纵观这五十多年的侦探小说，愚蠢的犯罪者和不聪明的侦破者大行其道，你方唱罢我登场。读者阅读侦探小说本意是参与一场智力猜谜游戏，却发现揭开谜底与自己的智力水平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侦探小说的命运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福尔摩斯》一版再版，克里斯蒂先是单行本，再是选集，现在又是全集，而中国的侦探小说却大量积压在库房里，饱受着“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孤独，不知创作者们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奥秘。
不少作家还是知道科学对于侦探小说的意义的，因为侦破过程中的现场勘察、证据收集和认定、推断案情等，时时处处无不需要科学的支持。作品缺乏智慧，往往是由于作家缺乏创作侦探小说所需要的相关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对自然科学常识的陌生。侦破过程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科学知识，作家虽不可能做到样样精通，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成功的侦探小说作家必定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并熟悉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柯南道尔是一位医学专家，通晓地理学、化学、物理学、心理学，克里斯蒂是一位药学博士。而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却凤毛麟角，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传奇”：一个对金融和网络一窍不通的刑警队长，经过几天几夜的钻研，就熟练掌握了相应知识，并据此一举侦破了一起重大网络金融诈骗案，建立于无知基础上的浪漫故事，只能说明我们的肤浅和不成熟。作家的知识素养决定了作品人物（侦探与罪犯）的智力水平，在侦探小说界科学扫盲没有结束之前，期待参与高智商游戏的读者尚需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中国侦探小说精品的出现。
侦探小说对科学精神的悖离，还有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利用侦探小说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或大杂烩）。随着“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教兴国”和“科技强警”口号的提出，DNA、计算机网络、测谎仪等高科技手段频繁在侦探小说中出现，有一位系列科幻侦探小说作家的作品，几乎把近几十年的科技成果一网打尽，主人公也被科技成果武装到了牙齿。有意思的是，读者并未由此认定侦探小说的智力水平有所提高。把展示科技成果等同于体现科学精神，其实是混淆了“道”与“器”的区别，本身就是对侦探小说科学精神的一种误解。侦探小说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展现人类透过错综复杂现象探寻事实真相的科学分析方法和逻辑推理能力，在日本侦探小说就被称为推理小说。手段的先进，并不意味着思维能力的卓越。使用了先进的技术产品，却沿用陈旧的思想方法，科技成果就沦落成了侦探小说中可有可无的摆设。有幅漫画形象地描绘出这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一匹老马吃力地拉动着一辆崭新的汽车。
侦探小说弘扬科学精神，但绝对不是科普读物。目前有一些作家非常关注网络、克隆、遗传等高科技手段在犯罪与侦破领域的运用，并试图通过侦探小说加以表现。但他们可能是担心读者缺乏相应的知识素养，故而不惜使用大量的篇幅对高科技手段进行讲解。结果却形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局面：要学习科学知识，读者不如去读专门的科普读物；要欣赏文学艺术，枯燥的知识讲解，又无助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命运的揭示。毫无节制地将科普知识搬进侦探小说，必然导致创作对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双重悖离，这无异于将侦探小说引入自绝于人民的歧途。
中国的侦探小说作家看到了科技发展对犯罪手段及侦破技术的改变，并迫不及待地在作品中加以展现。然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等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足够的重视。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作《高科技高思维》在论及美国校园枪杀案时清醒地指出：习惯了暴力，可能是我们科技进展最严重的后果。因为暴力文化每天通过电视、电影、互联网、电子游戏等高科技媒体传播，造成了社会群体对暴力的熟视无睹和容忍接受。“军事与任天堂结合”，制造出一整代患有致命疾病的青少年，这种疾病叫做“后天性暴力免疫综合症”。奈斯比特没有沉醉于科学高速发展制造的良辰美景之中，而是以科学的精神审视着科学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侦探小说作家能否也摆脱展示科技成果的狭隘视野，站在科学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与中国侦探小说的高度上，对中国侦探小说进行一次大盘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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